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柱础：以石为语

柱础又称(yòuchēng)“磉”，明末清初张自烈所著《正字通 石部》记载：“磉，俗呼础曰磉。”其主要作用是将柱身中的荷载分散至更大承重面(miàn)，从而提升(tíshēng)柱基的结构承载力。 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木垫防潮雏形。至宋代李诫编修《营造法式》时，其形制被纳入官式规范，成为礼制(lǐzhì)等级的物化载体。明清时期，柱础工艺臻于鼎盛。至近现代，尽管混凝土技术革新逐渐取代传统(chuántǒng)柱基(zhùjī)工艺，但留存至今的历代柱础遗存，仍以(yǐ)实物形态见证了中国建筑技术演进、艺术审美流变与(yǔ)社会观念交融的历程，为建筑史学(shǐxué)与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物质标本。 《淮南子 说林训》载“山云蒸，柱础(zhùchǔ)(zhùchǔ)润”，生动道出柱础对湿气的敏感性，侧面印证了其防潮(fángcháo)设计的必要性。福州(fúzhōu)地处东南沿海，气候湿润多雨，柱础的设计尤为注重防潮与(yǔ)承重功能。福州柱础普遍较高，多采用当地的花岗岩或青石，兼具稳固性与装饰性。这种“高础防潮”的技术传统在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中发展至(zhì)新高度，其柱础通过青石材质与外扩造型的精妙结合，淋漓尽致(línlíjìnzhì)地展现了福州地区柱础防潮承重的营造智慧。 《长乐市志》载(zài)：“‘九头马’陈利焕父子建，位于鹤上镇岐阳村福庭庄，因欲围‘九头马’（九块岩石）建筑而得名，其所采材料和建筑工艺达到(dádào)当时一流水平。”九头马古民居始建于清嘉庆初年，其第一座建筑的柱础材质与造型就(jiù)巧妙地回应了闽都地区(dìqū)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。柱础多采用青石，形制以圆鼓、方形抹边、八边形为主，通过将木柱基抬升，从而起到(qǐdào)了绝对的防潮作用。相较于闽北部分地区常使用的红砂岩，青石具有平均抗压强度高、吸水率(xīshuǐlǜ)低的特性。这种岩性选择与中国近代重要的传统建筑技术著作《营造法原》中“础石务求密实”的记载高度相符。同时，柱础外扩式造型设计(shèjì)，除通过扩大承压面实现荷载均匀分散外，更以(gèngyǐ)其独特形态(xíngtài)成为建筑工艺美学的载体，为后续风格(fēnggé)演进奠定基础(jīchǔ)。 九头马古民居大部分建筑在清道光年间建成，在延续(yánxù)福州地区合院式布局共性的基础上，采用“五落(wǔluò)透后五落排”的整体布局形式(xíngshì)。中路(zhōnglù)祖厅作为宗族核心，其柱础(zhùchǔ)石多采用覆斗式(dòushì)造型，在顶、肚、腰、脚四分部均雕刻有繁复纹饰彰显庄重。厢房柱础则简化为素面圆鼓形。这种“祖厅繁奢—厢房简素”的等级化营造，正是封建礼制“尊卑有序”的空间转译。 陈从周先生曾在《柱础(zhùchǔ)述要》中提到：“南方除石鼓形柱础勃兴外，因地处卑湿，所以石础部分必然较高，而(ér)式样亦较多样化，差不多(chàbùduō)将(jiāng)它变作为脱离实际的装饰品。”而九头马古民居的柱础不仅有着卓越的防潮、稳固实用性(shíyòngxìng)，其纹样在遵循南方柱础特点的同时，还进一步融入地域特色加以创新。除了融入神话元素的传统雕刻题材，如(rú)麻姑献寿、长寿封侯、执莲(zhílián)童子(tóngzi)等，也有动植物相结合的文字谐音来营造吉祥氛围，如蝙蝠（福）、鹿（禄）、桃（寿）等元素常常组合出现。 历经多年建造，九头马古民居最后一座古民居于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竣工。此时的建筑在柱础营造上集前期之(zhī)大成，在造型设计方面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(jìnxíng)优化，础顶内高外低的微坡度结合石雕纹饰的凹凸走向(zǒuxiàng)，能(néng)更有效地引导水流方向，使雨水沿斜面自然流散，避免积水渗入木柱根部，极大(jídà)地延长了木构架的使用寿命。在柱础纹样(wényàng)上则创新传统(chuántǒng)云纹与海浪纹结合，形成“云浪纹”的独特纹样，既保留(bǎoliú)了中原传统吉祥符号与《营造法式》中“云文”“水浪”的元素精髓，又暗含闽人“以海为田”的生存(shēngcún)智慧；海兽纹与祥瑞图的交融，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互鉴的生动注脚。 这些精雕细琢的柱础遗存(yícún)，既(jì)是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统一，也是中原礼制与海洋文明的创造性转化(zhuǎnhuà)，更是(gèngshì)闽地先民在湿热气候挑战下因地制宜的生态营建典范。其以石为语的艺术(yìshù)表达，既延续了《考工记》“材有美、工有巧”的营造精髓，又以“云浪纹”的创新突破昭示着海洋文明的开放基因，使传统建筑构件升华为见证海上丝路(sīlù)文明互鉴的文化符码。 （作者单位(dānwèi)：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）